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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試閱
（選自自序〈我從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世界〉）
我從來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歷史，更不相信自己可以扭轉世界。 從有記憶開始，我就懷疑自己的存在，更畏懼人生的盡頭便是死亡，這些懷疑和畏懼曾經使我在人生的起點便裹足不前，對於悲傷特別的敏感，所以從小我非常愛哭。 台灣，對我的父母親而言都是非常陌生的異鄉，他們比發生在一九四九年的那次大遷徙更早來到這個島上尋找工作機會，他們經歷過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也有不少親人、朋友在這樣肅殺的政治氛圍中受難。 他們對孩子耳提面命的生存原則便是：不要介入政治，連談論都不要，只要拚了命用功讀書，早日進入體制內成為工作安定的公務員或老師就安全了。在那種政治氛圍中還有一種父母親會警告自己的孩子說，台灣不是我們的家，也非久留之地，最好是趁早離開。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就遇到一位背景和我相似的朋友，苦口婆心地勸我說千萬不要再回台灣，他說：「台灣最後終將屬於台灣人的。我們沒有份。」 那是台美斷交和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所有重要的政治異議人士都被逮捕的大整肅時代，可是我的朋友卻已經預見了未來的政治發展和政權輪替的可能。我和這位朋友之間最大的差異是，在台灣出生的我從來沒有他那麼充滿預言式的洞察力和恐懼心、分別心。從進入小學之後我很快就學會了帶有南部腔的閩南語，因為我的同學們的家庭，有很多都是從南部來台北討生活的，他們都住在艋舺南邊，他們也從來沒有把我當成另一種人，我們和樂相處。回想起來，也許這是我父母親的刻意安排，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們早早融入這個社會，讓異鄉成為故鄉。所以當我弟弟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放棄了在台灣的敎職決定留在美國工作時，爸爸還非常生氣的和弟弟吵了一架。他常常說，他就是我們家族的開台始祖。 所以當我有了孩子之後，常常提醒孩子們說：「有根壤和故鄉的感覺是很重要的，不管將來你們要不要留在台灣生活、工作，但是走到天涯海角，當別人問起你從那裡來，你是那裡人時，你們都要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我來自台灣，我是台灣人。」這麼簡單的事情，在別的國家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在台灣，卻是歷史上的悲情和糾結，在政權的爭奪上，往往將這樣的仇恨和悲情擴大，永無寧日。 十九歲那一年，我考上了公費的國立師範大學生物系，我的父母親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這是多麼安全、美好的人生？可以進入體制內當一輩子的老師，或者可以出國深造或為科學家。總之，可以遠離政治和是非。但是很不幸的是，二十二歲時的我又多了一種可能，因為我用小野當筆名成了別人口中的青年作家，這令我父母親極度不安。尤其是爸爸，經常先扮演思想檢查者，提醒我蜻蜓不要寫紅蜻蜓，天空不要寫灰暗的。「很多人就是這樣被槍斃的。」爸爸一臉憂愁地警告我。 所以，在這樣強控制的戒嚴時代和特殊家庭背景長大的我，從來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歷史，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屬於來自異鄉的邊緣弱勢族群。可是在三十歲之後，在每一次可能改變歷史的時刻，我卻從來沒有缺席過，包括電影、電視、敎育、文化、環保、民主、歷史等的改革和重建的運動。 因為我曾經承諾我的孩子們，當他們說自己來自台灣，是台灣人時要抬頭挺胸理直氣壯。 因為我也承諾我自己，當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時，能光榮地離去，因為我已經盡了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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